首届华西脊柱外科讲坛暨西部脊柱外科联盟启动大会顺利召开

《非命》墨学认为，以孝治天下，是执政者必举之事，所以执政者要先做到像孝子孝亲一样孝于民众。

在上层意识形态中，儒家的地位当然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种民间话语(如民间故事、武侠小说)中，主角则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同时，这也很可能是战国之后，由于政治理想的崩溃，这个政治集团迅速消亡的原因。

——退一步说，即使在动物也本能地知道要挑好马铃薯吃，那么对吃破烂马铃薯的爱尔兰人的严厉批判，也当然自在情理之中。按照一般的逻辑，财富的获得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辛勤劳动从大自然中获得。在先秦显学中，儒家看不起体力劳动者固不待言，而一心追求心灵自由的道家对之也有残形之讥，更不用说醉生梦死的杨朱之流，因而最可能与农家进行对话的，无疑是以形劳天下的大禹为榜样的墨家。《吕氏春秋·高义》尝说他未敢求仕。问题在于，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中，谁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以及相应地投入更多的物力与人力资本来建设。

但遗憾的是，由于孔、墨命运很不相同，一个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另一个则很快成为绝学，所以，后者的合理性价值也就往往被深埋起来。在荀子看来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四、墨子与荀子 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荀子要同墨子讨论的根本问题。

从关心人类生存出发，按理说两人不应该水火不容。但由于墨子强调只有群策群力才能生存下去，而老子的意思却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是肯定了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尽管它的层次极低，而另一位则完全否定了它，这正是墨家一些思想常可以在现实中发生作用，而老子思想只能退缩到抽象理论中的原因。反过来说，你儒家的礼乐文章再好，毕竟只属于节流而不等于开源，更重要的是无法由此强化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幽梦影》)然而由于利剑不在掌或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原因，他们往往只能通过诗可以怨的方式去排遣内心的政治苦闷。

而至于墨子之徒何以为侠？则是需要略加疏解的。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

现代学者常把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相提并论，两人在君主首务在整军经武、战争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等方面，也确乎是非常接近的。墨子的论证可以表述为：首先，周礼的等差制度破坏了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原始公有制，而一部分人变成寄生阶层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⑧路兆丰：《中国古代农书的经济思想》，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49页。这也就是荀子说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的原因。

这似乎又显示出只有墨家才看到了问题的根本，这是它比农家的高明处。而墨子则完全不同，他说：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二是通过军事手段去掠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二是《淮南子·要略》所谓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

同时也是先秦儒家批判它的众矢之的，如《孟子·尽心上》批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谓(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韩非子·显学》)，由此可见，一毛不拔说确为杨朱之学的理念。而只有像庖丁那样，在艰难丛生的人世间，小心呵护生命之锋刃避免和外物发生任何碰撞，游于物之外，才能实现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的人生最高境界。

孟子当时的最初一念似乎可以这样揣测：如果礼乐文章什么用处都没有，那么，还要我们这些儒生干什么？而如果想到儒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在朝廷上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论语·先进》)，那么，对于孟子的感情冲动也就完全可以做到知人论世了。一、墨子出身考 关于墨子，我们只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而根据墨子的标准，老子讲的这套玄之又玄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用，所以也是应该抛弃的。如果说墨家学说骨子里是有很多只有中国农业文明才能有的朴素智慧，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民族的很多坏品质无疑都是从杨朱一脉谬种流传下来的。古代诗人曾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照此看来，不要说比长论短，就是把两者放在一起，对前者也至少是大不敬的，甚至就是一种人格的污辱。对两位哲人的聚讼可以这样简评：一方面当然不能说墨子毫无道理，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它庞大而臃肿，本意是用来教化民众、从事管理的官僚机构累垮的。墨家最高的人生理想，与杨朱的一毛不拔相对，正可以称之为拔光毛。

先说墨家，尽管在今本《墨子》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等，它们表现出很高级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根据吕思勉先生的看法，这些不过是混入《墨子》的名家言。《墨子·兼爱》有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这种墨家学派最基本的人生准则，一直也是指导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侠客们进行社会实践最深刻的理论基础。

对此，《淮南子·要略》的叙述是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而韩非子的评论则更客观一些，他说孔、墨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它最有趣的一个表征是，几乎在每一部中国农书的导言中，都是以墨家思想为起点的，如《四时纂要》一开始就强调的夫有国者，莫不以农为本。

庄子《达生》指出：世人都知道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即有生必先无离形，但他们不知道的却是，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庄子·达生》)。《韩非子·显学》的说法则是孔、墨俱道尧舜。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而儒家讲的礼乐制度等学习在墨子看来都是一文不值、应予完全废弃的虚文。一方面，在中国史书上经常出现的义感刺客细节，说的就是后世儒生如何用伦理纲常唤醒了头脑简单的墨侠的正义感。

一个是中华民族勤劳品德的最高象征，另一个则是极端享乐主义者的东方祖师爷。在我看来，尽管长于辞令的孟子清算起墨子来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却未免有些感情用事。

总之，在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精神生产三方面出现的问题，在墨子看来都是由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造成的。这里从五方面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考论。

(五)墨子以墨为姓的象征意义。从庄子的一些文本来看，不难发现他对墨子还是怀有几分尊敬的，所以才说：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庄子·天下》)仔细追究这话的深层含义则会发现，就像五四时代的鲁迅对阿Q那样的农民一样，庄子的意思也无非是：为什么不愿意过、不去追求一种精神含量更高的人的生活呢？这不仅是庄子在历史上剽剥墨的道理所在，而且我想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也不无积极的意义与启发吧。

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还要追问一下它们的具体内涵。在先秦显学中，儒家看不起体力劳动者固不待言，而一心追求心灵自由的道家对之也有残形之讥，更不用说醉生梦死的杨朱之流，因而最可能与农家进行对话的，无疑是以形劳天下的大禹为榜样的墨家。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儒者，柔也，当然是不会危险的。

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等，所发蒙的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理。

此说颇为荒谬，完全是以今人之心来比附历史本身。庄子在文章中更是几次对此极尽渲染之能事，这与墨家对儒家激进态度有很大的区别。

所谓一体，是说它们都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社会土壤中，是从农民生活经验中升华出来的思想智慧。进一步说，根据老子的标准，像大禹那样的圣人已经是不自然的了。